在我生命的夕阳余晖里，有人也许会问：你对于自己选择的生活道路是否后悔？

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中，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和更有意义。中国人民占全人类的1/5，在整个世界的命运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中国人民革命这一过程中，如同在一切其他过程中一样，有欢乐，有痛苦，也有曲折。但总的说来，它的道路是向上的，是对国家和国际的进步作出贡献的。

很久以前，也就是1947年，我写了一本书，书名是《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里所说的革命已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1949年完成了。但这只是一个阶段——尽管是如此重大和具决定性的阶段。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它只是通向未来若干新阶段的入口，这些新阶段也是中国革命的组成部分及其延伸。

个人的生命同民族和社会一样，在物质上它们都会终止，但影响会留存下来，成为更大潮流的积极或消极成分。在某种意义上，所有人类活动——个别的或集体的——都是一次未完成的革命，它有多个阶段，这些阶段本身可能成为主要的历史分水岭。

中国在20世纪的革命就标志着这样一个伟大的阶段，它不但对占人类1/5的中国人来说是一次胜利，对全人类来说也是一次胜利，因为中国革命为全人类带来福祉。

中国革命把这个巨大的国家从一百多年的屈辱中解脱出来，取得了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独立平等的地位——无数爱国志士为此前仆后继地流血奋斗，直到中国共产党掌握了斗争的舵把，并把斗争引向胜利，这个目的才最后实现。

对中国人民来说，到21世纪初，这一革命已使人们的平均寿命从1949年的不到40岁上升到70岁以上，婴儿死亡率从全球最高下降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上个世纪的最后20年间，中国的经济（社会进步的基础）每年以8％左右的增长率发展，其速度居全世界首位。这里仅举一例：中国的钢年产量现在已达两亿吨，在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这一成就之所以突出，是因为在1949年它的产量只有100万吨。当然，总产量并不是衡量进步的唯一标准，中国在若干质量方面尚有待于提高（如高品位钢尚需大量进口），中国在技术层面上的进展也是很可观的。

在高科技的研究和技术方面，新中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也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

在国防方面，他们迅速地获得了核能力，从而遏制了经常出现的核攻击的威胁，与此同时，中国保证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在航天方面，中国已居于世界前列。2003年10月15日，中国自行设计和制造的“神舟五号”飞船把中国第一位宇航员杨利伟送上了太空，并在遨游地球14圈后，在16日安全、准确地降落在内蒙古草原。中国继苏联和美国之后成为航天俱乐部的第三名成员。

中国的农业虽然增长速度不如工业，但已能生产出足够的粮食供应仍在增加的人口，还有一部分富余作为储备粮。这一成绩是在不同地区经常遭受各种不同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取得的。

中国有些地区易涝，有些地区易旱，有些地区旱涝相继。为了应对这些自然灾害，许多巨大的工程有的正在进行，有的即将上马，其中有全世界最高的长江三峡大坝以及“南水北调”工程。

在此期间，农村人口所占的比例正在发生重要变化。过去，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这些农村人口正逐步向大大小小的城市转移，使城市人口达40％以上。今天，绝大多数家庭的成员都有一个或一个以上在城镇长期或短期就业，城镇中几乎所有的高楼大厦都主要是由“农民工”建成的。政府现正设法帮助这些“农民工”解决他们在城市合法居住、按时领到工资、参加工会、子女就学等问题。迄今为止，中国设法避免了出现城市中摩天大楼被无数贫民窟所包围的模式——这种模式在拉丁美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地区是常见的，令人感到沮丧。继续保持社会不向这样一个方向发展，是对中国领导层和社会主义方向的一项考验。

在快速发展进程中，常常会出现一种在社会和个人生活方面畸轻畸重的局面。例如，随着居住条件的改变，传统的邻里关系削弱了。孤居独处的程度越来越高，住在高层公寓里的人家往往连隔壁的邻居也不认识。志愿组成的居民委员会正在努力创建一种社区生活的体制。在我家所在的公寓大楼里就建立了这样一些服务，包括为全楼雇工（主要来自农村，有的从未上过学，有的只念过几年小学）开办一所学校，教师大多是居民中的退休人员，他们是义务工作的。

从建筑及社会的角度看，北京传统民居的消除有时显得过分了一些。除了若干重要的历史遗迹以及一般的中文牌匾之外，人们在北京会感觉到如同在世界上任何一个现代城市一样，北京的特色似乎消失了。但是，有些对“过去的好日子”的怀旧感——特别是在本地的英文报纸上——使我这个经历过新旧两个北京的人感到是摆错了位置、是为旧统治者唱赞歌，甚至令人厌恶。是谁的“好日子”？当然，一座作为首都的城市，它的历史氛围在许多方面是不可避免地由旧统治者来决定的。但革命不应消失在过去之中，因为革命本身也是传统的组成部分——最新鲜、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个明白无误的事实。或者，如同一句中国古老谚语所说，“饮水莫忘掘井人”。

新中国的成长从来不是易事，它不仅把福祉带给中国人民，也带给全世界。

新中国对和平的贡献是十分重大的——人们只要思考一下，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诞生、没有生存下来、没有保卫住自己并繁荣起来，那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如果中国被日本征服，会怎么样？是不是全世界的力量对比会变得有利于法西斯轴心国取得胜利？

或者，如果在冷战时期，中国被“半永久性”地分成两半，分别属于当时两大超级强国的势力范围（如同朝鲜半岛为38度线、越南为17度线分成两半，在疆域辽阔的中国，这条分界线可能会沿黄河或长江绵延数千公里），引发不断的冲突，直接增加了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后果又将如何？

幸运的是，上面说的情况都没有发生，因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建立、巩固和保卫了新中国，维护了在上个世纪屡遭践踏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由此带来的福祉并未随时间的流逝而中止，反而以各种新的方式表现出来。

为了减轻全球人口对地球资源的压力，中国现在要求全国公民实行计划生育，原则上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特殊情况可以生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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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20世纪即将过去的时候所出现的其他变革——包括国内的改革和对外部世界的开放——自然也影响到我自己的生活。

我更多地去外国旅行，恢复老的关系，增加了许多新的关系。

我的私交中新增加的重要一员是史迪威将军的家属。1947年，在他去世后不久，我把那一年在美国出版的著作《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献给他和另外一些为世界人民共同进步而携手的先进分子。现在，在新中国，在公开场合，我同另外一些怀念史迪威将军的中国旧友一起，举行了纪念他的活动，其中之一是在山城重庆召开的一次研讨会。重庆是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首都，史迪威将军在这里的故居已改建成他的纪念馆。在这些活动中，我是代表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参加的，多年来我一直是这个团体的副会长。

我去了两三次英国，同邱茉莉的妹妹罗莎蒙德的大家族（八个子女和几十个孙辈）恢复了联系，他们不分老少都称我“艾培叔叔”。

在中国，我愉快地重新参加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国际委员会”。“工合”国际委员会的恢复得到了多位著名中国经济学家的赞助，其中有长期关心合作社事业的陈翰笙、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促进者之一薛暮桥等人。在外国成员中有主要负责人路易·艾黎（他已年届高龄）、海伦·斯诺（最早的主要倡导人之一）、邱茉莉（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同这一事业有关系）和我自己。邱茉莉一向致力于全世界——特别是中国——的合作社事业。当时，她已因病卧床，但她仍然坚持要分给她具体任务，不愿意只是挂个空名。

埃德加·斯诺是1972年去世的，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在一次新闻同业赴瑞士的访问中，以及60年代中期他重访中国时，我们都曾亲切地重逢。他那次重访中国后撰写了《大河彼岸》一书，在书中他认为美国应该承认中国并与之建立良好的关系。但他已不再像在罗斯福总统时代那样，可以做白宫的座上客，而是为华府所藐视——当时的国务卿腊斯克对他表现出一副不屑一顾的傲慢态度。几年以后，尼克松总统引人注目地在北京出现之前，曾写了一封信给斯诺，对他关于重建中美关系的先见之明大加赞美。当时斯诺已病入膏肓，他大概想到尼克松过去在这方面长期的负面作用，所以没有作复。不过，如果他身体还能支撑的话，他一定会在随同尼克松访华的庞大记者团中居于显要的位置，因为促使美国和新中国和好是他一贯为之奋斗的目标。

如前所述，美中关系的改善过程不可避免地但缓慢地在前进，导致下一个重大步骤——1979年两国建交。

在多次访美中，我恢复了许多老关系，其中有休·迪恩，他成了“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纽约市分会的领导人之一，我在纽约时几乎都在他那里住。在访问加州时，我和浣碧经常受到定居旧金山的鲍惠尔夫妇的热情款待；在洛杉矶，我们住在嫡堂妹比巴家；在弗里蒙特则住在女儿颂雅家。

美国华裔杨孟东在“二战”时期是美军军官，曾任史迪威将军的副官，他和他的夫人海伦都是新中国的友人。他们曾在北京住过，海伦对长征中的女红军做了很有成果的研究工作，写出了《选择革命——长征中的女战士》一书，由伊利诺大学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这是关于这一主题的最新英文著作。我在他们居京期间以及我访问美国西海岸时，多次同杨孟东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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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我仍忙于《中国建设》（1990年后易名《今日中国》）杂志的工作（后来担任了总编辑），并同宋庆龄继续保持经常接触。

宋庆龄在“文革”期间曾被迫保持缄默长达十年之久。没有人知道她个人经历了多少可怕的震撼，包括她父母在上海的坟墓被破坏、被发掘——“红卫兵”这样胡作非为的借口是：他们是蒋介石的岳父母。“四人帮”垮台之后，她不顾自己已届80高龄、又体弱多病，以新喷发出来的巨大活力从事写作和其他活动。她更多地为《中国建设》写稿。她仍像往常一样，在原则性问题上坚定不移，在个人方面则非常谦逊。

她听到有人传说，她的文章是不许任何人改动一个字的，为此十分生气，写信告诉我，她对于任何改进的建议都是热诚欢迎的。事实也确实如此。

她在上海居留的时间较长。她创立的“中国福利会”在“文革”的动乱年代里曾处于半瘫痪状态，她使之恢复了生气。她把这个过去主要是地方性的事业，发展成一个全国性的团体，在全国其他地区（特别是在贵州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等“老少边穷”地区）开展妇女儿童保健工作。值得注意的还有同台湾的儿童和青少年的交流活动，这是对国家统一大业的贡献。

她对新技术以及儿童早期课外活动的强烈兴趣特别值得称道。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她就曾陪同我和邱茉莉去参观过上海儿童文化宫的计算机房——在当时设备是相当好的。更有重要意义的是，邓小平有一次到上海视察时，她设法安排他去参观这些设备并同在那里学习的孩子们谈话。他这样做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对孩子们加以鼓励。后来，这些孩子们中间出了好几位计算机高级专家。

中福会的经常性工作之一是对少年儿童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现在它又努力使少年儿童能在将来担当起现代化的重任。

在那些年里，中福会还发起了多项中国和外国少年儿童的交流活动，包括青少年戏剧和音乐的演出。人在少儿时期记忆力最好，并且容易形成终身的爱好。所以，这样一些交流活动会激发相互欣赏的兴趣，为人民和国家之间的了解和友谊播下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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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因患白血病不幸于1981年5月29日逝世。在6月1日（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儿童节），我悲哀地获得了同她另外一些老朋友一道为她守灵的特殊待遇。

同一天晚上，我写了一段短短的散文，题目是《为宋庆龄守灵后的感想》。这一作品的原稿失落了很久，后来才找到，下面是中译文：

她安卧在花丛中，仍像生前那样沉静。

她的沉静完全不是来自对现实世界及其纷争的逃避。

在过去的70年中，没有哪一次重大的斗争她不是亲自参加的，没有哪一次重大的斗争她不以她的努力和勇气作出贡献。

在斗争中，她从不躲在别人背后。她总是勇敢地走在最前列，去帮助和保护别人——这已成了她的本能和习惯。

也许正是这种沉静——它来自一个战士对斗争胜利的信心，使她看起来并未受到衰老和疾病的摧残。

她已近90高龄，但看上去永远绽放着青春的柔和光辉，不论是在生前还是在身后。

真的，她即使是在长眠中，看起来仍不过像是闭上眼睛作片刻休息。

她会重新睁开眼睛，再次用她那温和而清晰的声音讲话，再次用她那坚定而有力的双手写作，再次用她那果断的精神和高效的速度去斗争——更主要的是——去工作！

这种精神和速度作为她的个人作风，一直保持到生命的最后日子。

看到她安卧在花丛中，身上覆盖着红旗，我没有想到要对她说：“安息吧！”我能说的只是：“工作下去，战斗下去，无与伦比的同志。”

这是她肯定会做到的——在熟悉她的那些人心中，在今天“六一”儿童节前来向她告别的千万儿童的心中，在尚未出生的许许多多孩子的心中，在未来无数代人的心中。

1981年6月1日我后来又写了一首诗，以寄托我对她的怀念之情，那是在1984年1月27日在上海参加她的雕像揭幕仪式时所作（这座雕像在上海宋庆龄陵园中）。当年第5期《中国建设》各文版以《宋庆龄颂》为题刊载了这篇诗作，纪念她逝世三周年，中译文如下：

怀念你啊，已经三易星霜，

你以美、勇敢、坚贞，

为我们的时代增光。

艰难险阻中的一盏明灯，

胜利中的一部欢快乐章。

上海姑娘，

热情、沉静、闪闪发光，

你的成长多么不寻常。

受的是外国教育，

却终身为的是祖国家乡，

选择的是斗争道路，

尽管在安乐中生长。

跟前线的战士们打成了一片，

共患难的则是地下的共产党，

你的一切都为了人民、革命、儿童、未来的希望，

当空是启明星的曙光。

谦虚，却受到全世界的景仰；

优美，却永远不屈不挠；

温和，却像钢铁一样坚强。

比你的汉白玉雕像还要持久，

你那压制不住的精神力量，

纯洁、不知疲倦、无畏，始终一样，

点燃起新的、年轻的心，

为新的世纪增色生光。

1975年，宋庆龄要我在她身后写她的传记。遗憾的是，她晚年极为忙碌，以至于很少有时间同我谈话——这本来是写她的传记所需要的。尽管如此，我花了大约十年时间完成了这一任务，1992年11月，《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①1 一书出版。

有意思的是，这本书虽然没有被译成其他西方国家文字，却有日文版和朝文版，而且中文版经北京人民出版社授权台湾日臻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繁体字版。在写作本章的时候，由泰国方面建议，泰文版正在出版过程中。很显然，宋庆龄作为一位亚洲的革命者和爱国者，在亚洲和第三世界国家中最受到注意和景仰。

① [译者注] 这是中文版书名，英文原版书名为Woman in World History-Soong Ching Ling（Mme．Sun Yatsen），中文版由沈苏儒译，人民出版社出版，并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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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当时负责中共中央宣传部的胡耀邦——一位在许多领域倡导改革的勇敢的先驱者——扩大了中国许多出版机构的编辑部门。在对外宣传系统，他的一项突破性改革是请有外国血统并有国际工作经验的人士来担任领导职务，因为他们最了解如何最好地为外国读者写作。

他在1979年3月13日的指示是这样说的：“外国专家的意见，我们的同志长期无动于衷，应从根本上考虑专家的职权问题。可否先搞一两个刊物，请他们作主编，我们的人改作顾问，试它半年，然后再定办法。”①1

根据这一批示的精神，我在当年5月被任命为我们的刊物《中国建设》（现更名为《今日中国》）的总编辑，负责业务工作。我不是唯一被赋予负责岗位的外国人，但只有我接受了这样的职位，其他人都还心有余悸。因为大家对“文革”记忆犹新，在“文革”时期，人们的职位越高就意味着有可能被批斗和被推翻。我从开会宣布对我这一任命的房间出来后，在楼梯上就听到大家议论纷纷，有人表示高兴和友好，也有人嘲讽说：“爱泼斯坦一定还想回去蹲大狱！”

我把这一任命看作一项荣誉，尽管我在“文革”前曾任刊物的“执行编辑”，日常工作同总编辑差不了多少。我的新闻工作经验以及我支持中国革命的记录，受到了宋庆龄和社内外许多人士的重视。

我出狱以后并没有立即回《中国建设》工作。大约有两年多时间，我为外文出版社工作，主要任务是英文改稿和给年轻同志上英文课，这对我是新鲜事。我从中学到的一条是：他们对英文文法知道得比我多。我们在书上碰到一个英文句子，一个年轻人说，“这是nominative absolute（分词的独立主格）。”我当时不知道——现在也仍然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对他来说是十分清楚的。

① [译者注] 据《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大事记① 》，第3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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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初，当时“文革”已进入尾声，但尚未完全结束，我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的对周恩来的悼念活动。这是群众自发的活动，延续了好多天。广场逐渐为花圈所覆盖，大多数用的是白色（在中国，丧事用白色）纸花或绢花，工厂工人则用金属制作的花。在广场内和四周，挂满了无数悼念的诗词，有的是专业作家写的，但多数是普通老百姓的创作。由于“四人帮”的煽惑（“四人帮”是这些悼念作品的矛头所向），广场上所有悼念的花圈和诗文突然被清除，群众十分气愤，引发了多起冲突和逮捕事件。官方把群众的情绪反应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在场抄录这些悼念诗文的北京市民被强行制止，拍摄现场照片的被勒令交出胶卷——我也未能幸免。人们佩戴的黑纱要拿掉——有人不听。多年以后，这些悼念的诗文结集出版，群众性的抗议运动受到了人们的赞扬和怀念。

1984年，我应邀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委员。1949年，毛泽东就是在政协的会议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在其后的五年中，它是中国最高的人民代表组织。1954年制订宪法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和立法机构，“政协”仍然存在，但其性质变为广泛统一战线的“智库”，可向政府提出建议——这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组合。为此，它吸纳了各界的专业人才，从而成为名副其实的“智库”。在“文革”期间，由于政协委员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当时被称作“臭老九”，只配去接受“再教育”——因此连开会都不准。后来政协恢复，它的工作又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几乎全部致力于为委员们进行政治上的平反。之后，它的主要作用是作为一个咨询机构，包含了广泛的智力资源——既有新中国成立前就存在的，也有新中国成立后教育大发展中培养出来的。在政治上，它继承了第一届全国政协——甚至还可追溯到更早时候的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组织原则，共产党员所占的名额不超过1/3，其他的成员多数来自曾在革命中支持共产党的各民主党派，还有一些人士（其中有人曾在旧政权中居军政高位）经各种途径达到了同样的立场。这可以作为周恩来在1944年对我和邱茉莉所作预言的实现。当时他对我们说，不管有没有他（指蒋介石）参加，一个联合政府一定会在中国产生。事实上，只要蒋介石愿意接受一个统一的新中国，对他的大门一直是开着的（他的许多部下最后已经这样做了）。蒋却宁肯躲在美国舰队的屏障后面，在台湾苟安。但不论出现什么情况，也不管需要多长的时间，历史的逻辑终究不会允许继续把中国一分为二的。

我参加全国政协的过程颇为奇特，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的特点。早在1966年初，我的老友、30年代“保盟”同事廖梦醒打电话给我，对我即将参加全国政协表示祝贺（她本人是全国政协委员）。但直到5月份“文革”开始时，我也没有接到正式通知。后来，全国政协本身瘫痪了。我再次听说将任全国政协委员已是十年之后。但我真正坐上这个位置是在1984年，起初是全国政协委员（共约2000人），后来是常委（共约200人）。政协有各级组织，从全国委员会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委员会，各级政协委员会的总人数当时共有30万，现在大约已增至50万。它所拥有的知识和经验越来越丰富，成员平均年龄则越来越低——在开会时，人们会看到60岁以上头发花白或秃顶的人越来越少，40岁或小于40岁的黑发人则越来越多了。

全国政协委员们对国事提出过许多有价值的、重要的建议和意见。我口头或书面提出过的建议包括以下一些：

所有查实的腐败官员，不论其触犯刑律的贪污数额大小，一律免职，永不起用。

制造假药及有意用来牟取暴利者，应受到法律惩处。

支持许多委员会的下述要求：对于因贪污或其他腐败行为而导致的行政渎职罪行，政协应发挥积极的监督作用。

在多次政协会议上，有时同别的委员联名，有时单独提出，我促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一个“合作社法”。中国虽然多年来在宪法中把合作社经济作为国家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不像绝大多数其他国家，没有这样一部法律。农业合作化曾推行过（匆促地推进到人民公社这一高潮），后来就放弃了。但一些特殊的服务业如运输和销售，合作社仍是很有用处的——许多国家都已证明了这一点。我自己曾长期参与中国“工合”运动，还参观过西班牙蒙德拉贡的合作社企业和社区，获得了深刻的印象。这些合作社成功地从小作坊逐步发展成采用现代技术的产业。我始终认为，创立各种不同形式的合作社对中国是有益的。

全国政协除不断扩充成员外，也进行一些自我整肃的工作，如清除侵吞公款等弊端。

在中国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说，随着经济生活中市场因素的增加，一方面有力地促使物质上的增长，另一方面却也滋生了许多弊端，腐败现象不幸随之加剧。上个世纪50年代，人们相对来说较为贫穷，但极诚实。国民党的腐败和胡作非为，人们对之记忆犹新，清除这些弊政成了广泛的自发的要求，如同人人把手弄脏了就要洗净一样，所以促使大家严格要求做到忠诚老实。

近年来，令人遗憾的是，一些旧社会的丑恶现象也以新的形式死灰复燃。在旧中国，卖淫主要是由于贫穷。经常的饥荒使走投无路的父母不得不把女儿卖掉，以免饿死。现在卖淫重新出现是由于一些人在吃饱穿暖之后还想要更多的钱花，包括极少数大学生，她们想“傍大款”、进入高消费阶层。这同两性关系有更大自由是两码事，后者是随中国妇女在取得平等地位上总体进步而取得的，尽管这方面也有起伏和需要改进。

再回头来谈全国政协。政协委员中女性约占10％。这个比例当然远远小于毛泽东所说的妇女是“半边天”。而且这些女委员集中在全国妇联、医护界和演艺界。在早些年里，在更高级别的人员中，妇女人数比现在要多一些，这是革命年代遗留下来的情况。全国政协主席一职多年来曾由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担任，她本人也是党的中央委员。

如同在其他国家一样，在中国似乎也在出现妇女们头上的“无形的极限”。她们在就业方面——尤其是在私营企业——常遇到困难，原因是常见的赢利要求，因为妇女结婚后会怀孕、照顾生病的孩子等等，会影响工作。

当然，这些情况不能改变这样一个关键的事实：中国革命的胜利把妇女从半奴隶状态的深渊中解放出来，得到了法律上明确规定的公民权，以及农村土地分配、婚姻自由、享受带薪产假等权利。

2003年，在全国妇联每五年举行一次的代表大会上，集中注意到了这个“无形的极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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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政协，人们普遍赞赏国家所取得的长足进步，同时也深刻认识到过去遗留或延续下来的贫困落后的问题。在城市里生长的委员们去视察边远而贫困的农村地区时，一方面为所看到的消极情况所震撼，另一方面也积极地提出改善的建议。现代的中国，同时存在着这样两种事实：一是快速进步，一是需要花大力气和长时间去克服高峰和低谷两个极端之间的差距（快速进步造成并扩大了这种差距），委员们对此有明确的了解。

在固有的革命传统中，有一些渐渐褪色，也有一些坚持下来或重新激活。发生自然灾害时，军队总是立即到达现场，帮助人民。比较新的是青年志愿者运动。到西部去的风气也正在形成，虽然刚开始不久，但同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雁南飞”（到更舒适、更富饶的地方去）现象显示出强烈的对比。这种风气也使我个人受到了一点影响。有一位四十来岁的女编辑在北京一家一流的出版社担任着重要的职位，但她放下了出版我的一本著作的中文版的工作，到西藏支边去了——一去好几年。

在整个第三世界——特别是在其发展中的部分和欠发达的部分之间，以及所有国家的老一代和年青一代之间，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数字化鸿沟”，有的根本没有计算机，有的虽然有计算机，但已年老不能适应。与此相对照，也有戏剧性地跃过时空的奇迹。大约20年前，我就在西藏看到有人用计算机书写藏文。

在精神上和社会上进行调整以适应快速的变化，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紧张，有时会使人迷失方向，甚至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和老共产党员，也会迷信或成为“法轮功”这类荒唐却有蛊惑力的邪教的俘虏——“法轮功”的一些痴迷者甚至为了达到“圆满”而自杀或杀人。

这一邪教还发展了自己的组织、规定了自己的纪律。我家的一位朋友，是共产党员，她的丈夫去世后，我们邀请她到我家来住，她表示拒绝，因为她“未能获准”。需要谁的准许呢？需要“法轮功”的准许，因为她已成为“法轮功”的一名职员。

这就是某些人精神空虚的表现，他们所持的理想已经消失——或者说，从未真正扎根，他们是在思想混乱的状态下寻求某种新的寄托，不论这种寄托是如何虚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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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989年6月4日解放军平息骚乱为高峰的事件是悲剧性的，也许还是可以避免的。造成这一事件的内部原因是对一些社会现象的不满情绪，外部原因是敌意的挑动。

这一危机始于4月，到6月爆发。国际上集中注意到这一危机主要是由于两个巧合。第一个巧合是对于在4月15日去世的胡耀邦的大规模悼念活动。第二个巧合是当时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5月中旬的对华访问，它吸引了来自全世界视听和出版媒介的大量新闻工作者，如果仅是中国国内的事情，本来是不会有这么多传播报道的。

4月26日，官方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谴责示威行动是反革命。虽然社论公开表示，其矛头所指是据说存在的煽动者，但学生们认为，矛头是对准他们的，从而产生了刺激的作用。示威继续扩大，一波大过一波。

我当时正在写宋庆龄的传记，每天去宋的故居，因为就气氛和静谧来说，这是我写这本书的最佳场所。在早去晚归的路上，我看到街上正在发生的情况。示威行列起初都是步行的，后来有一些快速的摩托车手成群结队参加，手持标语牌或旗帜。另外一个变化是：在游行队伍中，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步话机，这在当时还很少为私人所用，听说都是来自香港的。（当时在中国还没有手机。）

新出现的还有在天安门广场上如雨后春笋般增多的帐篷，数以千计的示威者在这里露营，比城里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显眼，用扩音器播放的演讲也更清晰。外国记者每天都记录这些演讲、拍摄这些场景，向全世界播发。政府起初没有采取具体的干预行动。相反地，它还提供了卫生和其他一些必要的条件。在这一阶段，外国传媒的评论是：在类似的情况下，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能这样做。

对于这场危机，我的一个想法是：如果周恩来还健在，它是能避免的。他的声望和化解尖锐矛盾的能力已多次显示过。如果周在位的话，4月29日一些学生代表对当时的政府领导人那种侮辱性的引入圈套的做法是难以想象的，也是难以为舆论所容忍的。

除了内部原因之外，“六四事件”更明显地暴露出了它的国际背景。一些著名的参加者相当容易地（显然是有人帮忙的）很快到了美国。美国当局还得意洋洋地宣布，已经在美国的学生不论本人是否提出申请，均可获得永久居留权。在当时，如果拒绝，那就会为美国当局所不喜。

同时，来自西方国家的专家、留学生和其他侨居中国的人，都收到了本国驻华大使馆劝他们离华的通知。绝大多数人走了，有的几个月，有的几年，有的一去不回。

在这场危机中，存在着外国浑水摸鱼的情况，而且已知的表现还仅是冰山一角——这是可以肯定的，只不过具体细节的揭露还需要一段时间。更早一段时期中反对中国的隐蔽行动现在已从各种不同的渠道陆续泄露出来，包括一些特工人员及其幕后操纵者所写的坦率（甚至有点自我吹嘘）的回忆录。这里只需要引用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秘密行动处创建人所说的下面这段话就够了：

（自1948年以来，秘密行动处被授权进行）任何有关宣传的隐蔽活动，包括对地下抵抗运动团体的援助，以支持本土反共分子……这些活动的计划和组织必须做到……如一旦被发现，美国政府能够言之成理地推卸掉任何责任……

很难相信，在这样一种心态下，特工人员会不去抓住他们在1989年中期所必然看到的事态发展中的机会。即使他们的政府采取比较谨慎的政策，他们之中有些人将会不可避免地兴奋得非投身进去不可。如果成功，他们将成为政府所吹捧的英雄；如果失败，他们可以让那些帮助挑起事端的人为后果负责，而他们自己假使不被当场抓住，则可以退入隐蔽的暗处，等待下一个机会。或者，在几十年之后写出回忆录，把这场赌局失败的责任推到别人（自己一方或对方）头上①1 。这样的事情，过去有过，无疑还会不断重复。

① 美国A.汤姆·格伦斯菲尔德（A. Tom Grunsfeld）教授2003年在《亚洲研究》（Critical Asian Studies, Routledge USA）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题为《上帝，我们玩够了：中央情报局在中国及中美关系》（God We Had Fun: CIA in China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文章引用了以下几本书：

默里·艾伦（Maury Allen）著《中国间谍：休·弗朗西斯·雷德蒙的故事》（China Spy: The Story of Hugh Fancis Redmond. New York: Gazette Press,Inc., 1998）；

弗兰克·霍洛布（Frank Holober）著《中国海岸的袭击者：朝鲜战争期间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行动》（Raiders of the China Coast: CIA Covert Operations during the Korean War.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9）；

约翰·肯尼思·瑙斯（John Kenneth Knaus）著《冷战的孤儿：美国和西藏的求生斗争》（Orphans of the Cold War: America and the Tibetan Struggle for Survival.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1999）及其他两本关于在西藏的秘密行动的书。

如果这次运动取得成功、党和政府步步后退，那将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类似于导致苏联垮台的那种发展不是不可能的。

学生们的要求常常是含混不清的。那座用轻型材料在天安门广场树起来的巨大的“自由女神”像，确切无疑是仿照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制作的。如果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国会山或白宫前，示威人群安营扎寨好几个星期，并且树起了毛泽东的巨像或新中国的其他象征，还阻挡美国军队开进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国政府又将如何看待这种情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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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以后这些年里中国的情况如何？

上个世纪90年代和后来这段时期，中国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经济建设上——提高全国的生产力，取得的成果是相当惊人的，中国在发展的速度方面跃居世界前列。从9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任务概括为“三个代表”，即：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已入暮年，但始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叶，从一开始，就不断地有人宣布它的“死亡”，但直到现在，它一再地复活，并被奉为实践的指南。

马克思主义不是预言，而是一种分析的方法。它的要素是：社会制度的更替是不可避免的，前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如此，资本主义也如此，发展到顶峰就是社会主义和最后的共产主义，作为基础的生产的发展以及作为上层建筑的所有组织形式和思想意识，使这一归宿成为可能——实际上不可避免。这些变化因各个国家发展的环境和程度不同而异，还要看各国人民对于这些变化的可能和必要的认识。社会发展是没有固定的时间表的。即使在那些不同意马克思的人中间，马克思也被广泛地推崇为历史上最先进的思想家之一，这是一个值得称道的事实。

英国广播公司（BBC）、英国《经济学家》和其他一些传媒对马克思均持这样的观点。一个常见的论点是：即便他没有预言第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历，他对资本主义肯定是十分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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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谈一点中国的近事和新的考验。

2003年，中国成为一种被称为“非典型肺炎”（SARS）的灾难的发源地和战胜这场灾难的战场。在这一战斗中涌现出许多英雄事迹，特别是在全国的医护人员中——不少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值得注意的还有新一代领导人的表现。他们有力地制止了掩盖消极面的官僚主义倾向，果断地给那些责任者以降级或撤职的处分。与此同时，平易近人的新总理温家宝出现在被划定的危险区域，不戴口罩（在这些地方几乎所有人都必须戴口罩），这对于当时普遍的惶恐心理起了一种镇定的作用。政府采取了有力措施，保证食物、药品及其他必需品的供应，取得了很大成效。在疫情严重的地方，迅速地建起了隔离医院。

我当时正住院做手术后的复查。预防“非典”的措施是如此严格，医院内部相互之间都要实行检疫，往来均须穿上隔离服。在更大范围内，有几个月人们不能进出北京。

一个显著的进步是注意到了医疗条件较差的农村地区。在这一时期，人们想起了农村医疗合作保险制度，这一制度曾实行过好多年，但后来被“遗忘”了。现在人们开始谈论恢复这一制度。

中国在这些和其他一些方面，常常出现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摇摆现象。当各种设施——即使还很低级——大家都能享受到的时候，就会出现一种倾向，把追求高质量指斥为崇尚奢华。当质量和现代化成为主要目标的时候，群众性这一因素又会得不到重视。现在，正出现一种对于一度被称为“两条腿走路”的原则重新认识其价值的苗头。随着更先进的科学手段和更深的理解，很有可能在较高层次实行这一原则。值得注意的是，高昂的医疗费用（特别是患大病时）为一般人所无力负担。尤其是在医院和诊所争相购置最先进的、最昂贵的医疗设备的情况下，这些成本最终都会转嫁到患者头上，而他们之中大多数是付不起的。现在，政府已采取行动，降低某些药品价格，但还不够——类似的其他措施正在考虑之中。2003年新上任的共产党和政府的新领导班子在这方面表现得更加敏感、更加积极。在我写这一段的时候，它正在开展一个全国性的防止艾滋病扩散的运动。

显而易见，已退下来的上一届领导班子在任期末段，以及新一届领导班子都为人民的健康做了许多事情。在北京，户外健身设备如雨后春笋般地在许许多多地方出现，免费提供给人们使用，从小孩子到七八十岁高龄的男男女女都很喜欢它们。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适合他（她）的健身器械，包括像我这样行动不便的老人。全民健身热潮有益于城市居民的形象是显而易见的——从前，学者和职员都有点驼背，一眼就能分辨，并且一直被认为是有书卷气的表现，现在他们的腰板都直起来了。所有这些改变的成果，必将在2008年奥运会上，在运动员和千千万万新的运动爱好者身上显现出来。

另外一个趋势是全国工会重新活跃了起来。在人民共和国刚成立的初期，工会曾经劲头十足。后来，政府实行了固定的八级工资制，工人按年资和技术分成八级，工资、住房、其他福利都因级别而异。按照这个制度，实际上所有城市居民都有工做，这当然使他们得到了必要的生活保障。但工会组织却因此逐渐失去了它们的作用。连它们一向主管的保障安全生产的功能也逐渐淡化，对工人的福利原来管得很多，后来缩小得只剩下分发免费电影票和组织假日旅游了。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工会组织已无足轻重。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以及私营或股份制企业（包括部分或全部由外国公司投资的企业）的发展，工会组织又变得需要了。中国的新领导班子对这一点给予很大的重视，这在中华全国总工会2003年的大会上充分体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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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我的回忆录就将结束了。但在结束之前，我还想提到中国常用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名词：脑海。我所知道的任何一种其他语言中，还没有一个词能更好地表达人类心灵广泛而又复杂的运动——有时深不见底，有时又浪高千尺；有时安静无声，有时又怒涛汹涌。讲求实际的中国人从不认为有灵魂这样的抽象要素存在。尽管有许多关于精神世界的通俗迷信存在，思想活动——如同其他人体表征一样——一直归因于某一身体组织，尽管在更古老的传统中，这个身体组织是指心脏，认为它是理性和良心的所在。

一个人的“脑海”可以被看作用来记录经验、对各个层次的各种刺激作出个人的反应，因为海洋既可以反映海洋之上天际的色彩，也可以反映海底深处岩层的寒冷和火山的炽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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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录在这里就结束了——就目前而言。

在以后十年里——如果我能活这么长的话——我也许还会写一段“尾声”。如果活不到这么长，那我的这一工作就算完成了。

2003年11月

（沈苏儒 译）